原标题：浙江缙云两单位因工作推进缓慢获“蜗牛奖”引热议颁“蜗牛奖”拿懒政怠政“开刀”
● “蜗牛奖”的设立反映出一些基层干部在推动部分工作落实的具体过程中存在慵懒、不作为、慢作为甚至乱作为的现象
● “蜗牛奖”的颁发，显示了政府治懒、治慢、治不作为的决心，能让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到政府的好服务，同时也能让干部明确责任、坚守初心
● 除了设立“蜗牛奖”这样的督促办法以外，在治理懒政、怠政、慢政时，还应加强政府自身监督，让政府工作人员运用好手中的权力，切实为人民服务，同时要依靠群众监督，畅通言论渠道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丽
□ 实习生 孙一菲
最近，“蜗牛奖”火了。
浙江省缙云县近日举行了一次别具一格的“颁奖仪式”——当地两家单位因推进工作效率太低，被县政府颁发作风建设“蜗牛奖”。
蜗牛动作慢慢吞吞、作风松松垮垮，把这样一个“奖”牌挂在自家单位，自然脸上挂不住。据了解，当地设置“蜗牛奖”的目的，就是让那些思想懈怠、工作疲沓的干部“红红脸”“出出汗”，达到警示教育和提醒鞭策的目的。
实际上，缙云县并非是唯一一个颁发“蜗牛奖”的地方，江苏泰州也曾颁发过“蜗牛奖”，且创新时间较早。
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蜗牛奖”的颁布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的推广意义，但推广不是简单复制，而是要推广政府治理逻辑，赏罚分明应当是政府管理的重要原则之一。治理懒政怠政须创新基层治理方式及治理制度，让基层治理与当前基层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和现状相适应。在强化基层社会自身监督力和制约力的同时，培育基层社会自身治理能力，让更多社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
多地颁发“蜗牛奖”
彰显治懒治慢决心
据了解，此次已经是缙云县第四次颁发“蜗牛奖”了。“蜗牛奖”没有固定的颁发时间，也不限名额。“蜗牛奖”的评选范围涉及推进项目工程和民生实事建设的事项、关系群众利益的事项、“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以及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况等7大内容。
其评选方式为每季度认定一次，问题线索采取公开征集、专项督查、上级交办、接受群众举报等方式收集，由当地“蜗牛奖”认定小组进行核实认定。
除了缙云县，不少地方也在积极开展“蜗牛奖”评选工作。
2016年1月7日，江苏泰州最早设立“蜗牛奖”，专治官员不作为。同年4月13日，泰州市向社会公布了首批“蜗牛奖”认定结果，12个市直机关、基层站所榜上有名。
2019年5月，浙江嵊州以“作风建设年”为统领，设立《“奔跑奖”“蜗牛奖”认定暂行办法》。在每季度一次的评比中，“奔跑奖”采取“自行申报+审核认定”的方式产生;“蜗牛奖”问题线索则采取公开征集、专项督查、上级交办、媒体曝光、群众举报等方式收集。上述办法规定，被评为“奔跑奖”“蜗牛奖”的单位，在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中分别进行加分和扣分，上榜“蜗牛奖”的，相关责任人要接受问责处理。
2019年9月，广东省遂溪县也设立了“蜗牛奖”，该奖项适用于遂溪县各镇、县直副科以上单位及其内设机构和工作人员。
当前，“最多跑一次”“一件事一次办”已逐渐成为老百姓办事的常态，许多部门因积极提升行政效率获得奖赏，但不能只奖优不罚劣，改革不到位、项目推进缓慢的单位也应该受到批评。
“对于落后者的管理措施，政府管理习惯是运用末位淘汰、一票否决的方式，这些方式对党员干部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甚至可能会抹杀党员领导干部其他方面的突出贡献。从实践来看，一票否决、末位淘汰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庄德水认为，从“蜗牛奖”本身的治理逻辑来看，其是一种惩戒，用“奖”的方式惩戒党员领导干部，对党员领导干部作风面貌精神而非针对失职渎职、违规违纪方面等问题的惩戒方式。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也认为，“蜗牛奖”的颁发，一方面显示了政府治懒、治慢、治不作为的决心，另一方面也能让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到政府的好服务，同时也让直接面对群众服务的干部警钟长鸣，明确自己的责任与初心，真正把为人民服务落实在行动上。
缙云县纪委宣教室副主任尹碧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过去村里一条道路建设工程，因政策处理困难，一条路拖了1年多难以完工。但在被颁“奖”后，项目立刻成立专项攻坚组，在不到10天内，就完成政策处理工作，大大加快了这一项目的推进速度。
“总体来说，‘蜗牛奖’出现或设立实际上是基层在推进作风建设、提升效率方面的创新。从宏观的角度而言，可能是对于作风建设的制度创新。从微观的角度而言，是对基层干部提高敢作为、能作为、善作为能力的督促。”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评价说。
获“奖”者懒政怠政
考评体系短板待补
《法治日报》记者注意到，2018年12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与《咬文嚼字》编辑部利用大数据搜索，联合发布了2018年度十大反腐热词，“蜗牛奖”正是其中之一。
通过梳理“蜗牛奖”颁发的情况，庄德水发现，获“奖”人往往存在不作为、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
“但‘蜗牛奖’背后所折射出的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是当前基层党员领导干部所共有的问题，也是他们在履职尽责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困境。有些问题是主观因素所产生的，如领导干部不担当、不作为、怕担责、怕引起纠纷和矛盾争议等，而有些问题则与整个基层治理的制度机制不健全、不到位直接相关。”庄德水说。
宋伟则向《法治日报》记者直言，“蜗牛奖”的设立反映出基层一些干部在推动部分工作落实的具体过程中存在慵懒、不作为、慢作为甚至乱作为的现象，这种情况目前仍然大量存在，“这可以说是在作风建设当中难以铲除的弊病”。
宋伟认为，这些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有三点：一是难以进行强有力的监督;二是一些领导干部的政治站位不够高，能力不够强;三是目前干部的绩效评价体系存在局限性，也就是说，现行的评价体系能够较好地识别违纪违法行为，但对于尚未上升到违纪层面的慢作为或不作为情况，则很难识别。
“现在各级政府对基层政府有很多考核方式，涉及领域也非常广，如扶贫领域、城市卫生等各个领域。在此情况之下，部分基层领导干部以考核指标为工作标准，考核什么做什么，不考核什么就不做什么。”庄德水说。
在庄德水看来，这些党员干部疲于奔命地去完成指标所规定的考核内容，但同时也是投机取巧地应付上级考核，这种情况会导致一些不作为的行为出现。同时，干部考核指标体系难以覆盖所有管理领域及工作内容，可能导致考核有失偏颇。
“甚至可以说，考核指标本身就存在漏洞，部分党员干部为了得高分去做一些工作，而对于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问题却推诿塞责。”庄德水说。
也有媒体指出，目前对于公务员群体的绩效考核还不够严格。在一些单位，越是能干、会干的人，越容易沦为“鞭打快牛”的对象;越是不能干、不会干的人，领导越不愿意用，反而落得清闲。
那么，如何从制度上作出创新性调整，通过目标管理、指标设定等一系列规制安排补齐现行考评体系的短板?
习近平总书记曾专门指出，解决干部想干事问题，就要改变多干多出事、少干少出事、不干不出事的逆向激励，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规范干部政绩考核机制，健全正向激励机制。
宋伟建议，现行的评价体系是由上至下的，未来对领导干部的评价要融入人民群众的评价，融入由下至上的评价，同时要融入横向的不同部门之间的观察和评价，丰富评价体系的主客体，让人民群众更多地评价政府及领导干部。此举相对而言可以弥补单纯由上至下的评价所带来的局限，同时促进领导干部更好地、更有效率地、更认真地为人民服务。
在宋伟看来，“蜗牛奖”甄别了一些行动较慢的领导干部，但也应嘉奖行动较快、工作效率较高、扎扎实实为人民服务的领导干部。在干部晋升和评价以及激励体系中，能否对这些干部进行有效的激励尤为关键。
在宋伟看来，科学完善领导干部绩效评价体系，就要用更多元的指标体系去反映问题，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作为者上，不作为者下”。
“要创新考评机制，通过人性化的、公开的方式来对党员领导干部形成惩戒效应。同时也需要上级改进考核内容，去掉一些形式主义的、没有实际内容的东西，真正使指标体系达到治理效果。”庄德水说。
群众监督落到实处
社会评价不断强化
作为懒政怠政的受害者，民众的触角往往更敏锐，监督意愿往往更强。
此前，有媒体报道，2015年浙江温州有条6公里的路修了4年都没修好，结果市民代表在电视问政直播现场给主事官员送去蜗牛公仔。此外，无锡小伙给政府某部门送了一面“不为人民服务”锦旗，西安业主给供热公司送了一面“制冷标兵，甩锅高手”锦旗等，也都曾引起热议。这些做法，堪称“蜗牛奖”的民间翻版。
近期，因工作推进缓慢，浙江缙云县两单位获“蜗牛奖”登上热搜。“当官懒如沙，‘蜗牛奖’带回家。”“获奖”官员们脸上无光，广大网友却拍手称妙，纷纷留言“建议推广”。
“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蜗牛奖’，有助于把群众监督、群众诉求和群众愿望的表达落到实处。同时也对基层干部正确、负责任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对把为人民服务落到实处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竹立家说。
在宋伟看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蜗牛奖”，可能会在一些基层对部分领导干部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但对于更高层级的，比如党委或政府，则可能很难有效实现警示作用。
“关键在于如何评估、识别或判断仅仅是态度层面的懒作为、慢作为，还是涉及一些更严重的层面，如违纪等。”宋伟说。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更重要的是获“奖”之后，对相关单位及个人该改正的要改正，该处罚的要处罚。设立“蜗牛奖”，要让懒政怠政者无所遁形，更要让获“奖”者知耻而后勇，知弱而后强。
除了设立“蜗牛奖”这样的督促办法，在治理懒政、怠政、慢政现象上，也有相关专家给出了建议：还应加强政府自身监督，让政府工作人员运用好手中的权力，切实为人民服务;同时要依靠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畅通言论渠道，才能真正改善存在问题的行为。
竹立家则建议，一方面必须强化教育，另一方面要强化群众监督，强化基层人大监督，强化舆论监督。只有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才可能深入基层，才能有效地遏制一些不作为、懒作为现象。
“社会评价、群众评价应该在党政干部的考核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权重必须要加强。除领导评价以外，必须要强化群众评价和社会评价，尽可能完善干部考评体系，使其更加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民主化。”竹立家说，此外还需进一步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